起名用字有忌讳
名字，作为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标志符号，是人为了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而对各自的称呼。有人名的历史之初，不可能有什么原则、规矩和禁忌，大多随意而起，也随意而呼，起名和呼名存在着很大的自由度。
避讳，是古代中国社会中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。所谓“讳”，指的是帝王、圣人以及所尊者的名字，人们说话作文不能乱用乱写，平时用到与这类人物的名字相同的字，必须要设法避开或改写，这就叫避讳。避讳起源于周代，秦汉以后形成制度。
避讳主要有“国讳”“家讳”和“圣人讳”三种。所谓国讳，主要是要避皇帝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。所谓家讳，是要避家族长辈及祖先的名讳。所谓圣人讳，是要避黄帝、周公、孔子、盂子的名讳。此外，尚有“宪讳”，即下属官员避长官的名讳。
制名讲原则、规矩和禁忌，大约是在周代。春秋时鲁国大夫申句须最早提出起名的五种方式和六条禁规，奠定了中国命名之道、取名之法的基础。这六条禁规是：
(1)起名禁用本国国名;
(2)起名禁用本国官名;
(3)起名禁用本国山川名;
(4)起名禁用隐疾名;
(5)起名禁用牲畜名;
(6)起名禁用器帛名。
在此后的《礼记•曲礼》中，对这些禁规又作了补充，即所谓：“名子者，不以国，不以日月，不以隐疾，不以山川。”其中，不以国、隐疾和山川起名，是重复申句须的主张。真正属于其所补充的，是所谓“不以日月”，即起名禁用日月。道理与申句须所讲的那些禁规相似，也就是说如以日月为名，为避讳则不能言及日月，等于说就废掉了日月。此外，中国人有尊祖、尊长、尊君的传统，因而起名也就需要讲禁忌，言避讳，即起名禁用祖先名、先辈名、帝王名。如此看来，在申句须的六条禁规基础上，又得加上两条：
(1)起名禁用日月名;
(2)起名禁用祖先、长辈及帝王名。
在我国古代，起名时上述八条禁规是被人们所严格遵循的，对当时和后世的起名实践产生了巨大的约束和影响。
汉族起名，一般避祖先的名号。其一是汉族传统极讲辈分。以祖先名字为名，不但打乱了辈分的排序;而且会被视为对祖先的不敬。其二是由于汉族的特殊性决定的。汉族人起名，首先是承继父姓，然后起一个本人的名字，而某些少数民族或外国人，有本名、父名或本名加母姓、父姓。如法国人的姓名通常为三段，即本名，加母姓，加父姓。如果汉姓名在承继了父姓以后，再加上祖先的名字，那么两者就没有丝毫区别了。
在封建制度下，人们不仅要“尊祖敬宗”，而且直呼君主的名字也是大逆不道，清代的雍正、乾隆时，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处人死罪并殃及九族。于是这种忌讳便被称为“国讳”。但就现代人而言，仅就名论，一般不以伟人、名人的名字为名。但有人因祟敬某一伟人或名人，特意取其名为名。如李大林、张大钊，便是取李大钊、斯大林之名为名。当然姓赵、姓关的人，也不应以“子龙”和“云长”为名了，否则便会今古不分。
此外，父子之间亦不宜同为单名。如韩刚、韩强这两个名，在大名数人的习惯认识中，总被看做是兄弟俩。虽然这种情况与传统意义的家讳更难沾边，却是起名及姓名使用实践中需要尽量避免的。
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，起名实践上的古代八条禁规所规定的界限日益松动。
特别是到了近现代，由于受到西方平等、自由思想的影响，人们反传统的自觉意识有所增强，反映在起名实践上就是趋向于随意化。心有何思，便起何名，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和时尚。不过，也应该看到，起名实践上的古代禁规，尽管有诸多过时、守旧的迁腐之处，同时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面，因而某些禁规仍然对现代人的起名实践发生着影响和作用。当然，也更应该看到，时代不同了，原则、规矩和禁忌也必然与古代有所不同。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起名实践，自有其符合时代潮流特征的原则、规矩和禁忌。这里，既有个传统的继承和扬弃问题，也有个现实的创新和规定问题。现代人的起名实践，必须正确处理好这两方面问题的实践。现代与古代一样，起名实践都需遵循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”的古训。
对现代人来说，生儿育女是家庭的大事，作为父母，首先关心的莫过于命名。许多人为了给儿女起个好名字，翻字典，查诗词，绞尽脑汁，结果起出的名字却未必理想。凡是做了父母的人，都或多或少有过这种体会。起名，看上去容易，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的。
虽说只是两三个字的排列组合，其中却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奥妙。一般说来，一个好的名字，必然具有爽目、顺口、悦耳三个基本的审美效果。而要达到这种效果，在起名时就要注意符合形美、音美、意美这三个基本的原则标准。所谓形美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：一是用字规范，一是与姓氏的形体结构有呼应关系。所谓音美，就是指姓和名之间声音要谐调。所谓意美，就是意境含蓄深沉，不落俗套。而要取得上述“三美”的效果，首先在起名时要有所忌讳，也就是要避免致使起名效果差的一些问题。除了与形美、音美、意美有比较直接关系的这些问题外，尚有其他一些在起名时亦需禁忌的方面。
